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
琳琅—重要中国书画及古籍夜场
预展时间
6月29日-7月1日
10:00-18:00
拍卖时间
7月2日19:00A厅
地点
圣佳艺术中心
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76号
Lot海内外孤本《活人事证方》南宋建安余恭礼宅刻本
1册黄麻纸蝴蝶装
规格：26.2×16.2cm
估价：RMB7,,-10,,
铃印：吉田氏藏，称意馆藏书记，伊泽氏酌源堂图书记,芳樱书院，淳化馆主珍蔬，谭騊，陈大海外搜奇印记，周暹，邝兆鸿
著录:1.森立之、涩江全善《经籍访古志》补遗；
2.杨守敬《留珍谱初编》；
3.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书目》卷八子部医家P；
4.莫伯冀《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》卷十P；
5.莫伯冀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》子部一P。
此宋本珍贵之处：
①宋刻无疑，海内外孤本。
②存世宋版中医古籍应只有十几种，此为其一。
③“建安余恭礼斋刻梓”牌记应为存世孤证。
④可探实中日书籍交流史，中日医学交流史。
⑤历时约八百年，仍具临床价值。
⑥所录歌诀可补《唐五代诗歌》之阙，亦可视作中医文学作品。
宋本《活人事证方》座谈会书面发言
文/罗时进
罗时进，苏州大学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曾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、江苏省社科联委员、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，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人文社科处处长、图书馆馆长、敬文书院院长等。现任苏州大学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、《苏州大学学报》（哲社版）常务副主编。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副会长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唐代文学卷》（第三版）副主编、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、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、江苏省江南文脉研究工程学术专家、重庆国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、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、《苏州全书》编委会副主任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。研究成果曾获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优秀成果奖一等奖、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。
北京中贸圣佳公司古籍部征集到宋人《活人事证方》的孤本，邀请我来参加座谈会，一是鉴赏珍稀古籍，二是谈一些个人意见。因到外地讲学，不能赴京参会，特写一些文字作为书面发言，也作为对任国辉先生热情邀请的致谢。
我因为二十年前参与协助整理《活人事证方后集》（上海科技出版社年版），后又参与整理《活人事证方》（前集）（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年版），稍熟悉相关版本。前几年因研究需要，特地对其中医学歌诀进行过专题研究，发表了论文，对这本书的医学和人文学价值有一些理解。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看法，就教于各位。
我看过任国辉先生发来的征集到的文本的全部照片，相当惊喜。这里先就作者和版本问题说几句。
关于作者的生平情况，相关文献不多。综合两书小引、序跋，以及南宋陈衍《宝庆本草折衷》的记载可以略知：刘氏名为刘明之，字信甫，一字信父，以字行。福建桃溪（今福建龙岩市）人。生活于南宋嘉定年间，自幼习儒，屡摒名场，壮志难就，乃敛经济之心，转为活人之谋。远近交游，结交甚广，甚喜钻研草药，在前人基础上编纂《新编类要图注本草》四十二卷，以类相聚，草木鱼虫，图色颇详，药性制法，标列了然。在南宋，对《本草》之学加以丰富、拓展者，刘氏的贡献是很突出的。
更重要的是，信甫长期痴心医道，探求方药，凡闻秘传妙方，皆随手抄录。他根据临床经验，精选良方辑成《活人事证方》二十卷，于嘉定九年（）由叶棠伯作序梓印。刘氏此书搜集医药资料极为丰富，编成之后即盛行于世。其间他对社会不同阶层流传的药方仍孜孜以求，日积月累，收集复多，故续编《活人事证方后集》二十卷。《后集》一如《前集》，“每方各有事件引证，皆可取信于人。并系已试经效之方，为诸方之祖。不私于己，以广其传。”《后集》是什么时候成集的，这一问题不容易确知，但陈衍的在《宝庆本草折衷》中唯录《活人事证方》而未提及“后集”，就此来看，刘氏两书相距时间必在十年以上。
日本丹波元简在介绍《活人事证方》时说：该书“二十卷，目录及药性歌一卷。宋桃溪居士刘信甫撰。凡二十门，每方各有事件引证，盖许白沙《本事》之流亚也。”这里指出刘氏之书与许叔微所著《类证普济本事方》相类似，颇有识见。详述药方配伍，制度、剂量、用法等固然极为重要，而分析病机、列举病例、证其有效，这种“事证”的内容对医家，甚至一般读者都是很感兴趣的，而刘氏在引证之中时有商榷批正，发明己说，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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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氏之医道在当时和后代都有较大的影响，有的直接以“刘信父方”“桃溪方”称引。但《活人事证方》前集与后集都未见当时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以及《宋书》的记载。近代藏书家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卷二中记载“宋时又有建安余恭礼宅于嘉定丙子九年刻《活人事证方》二十卷”，亦未提及桃溪刘信甫之《后集》。显然刘氏《前集》海内流传，至晚近尚在书林，但《后集》似鲜为人知。所幸前后两集皆舶行东瀛，后经辗转收藏于多纪（丹波）元简任教谕的江户医学馆，最后归日本内阁文库收藏。《前集》传入日本后“性全《万安方》，有邻《福田方》，往往援引其方。”有日本享和二年（）影宋抄本；后集末有“天保辛卯花朝读，元坚”字样，说明天保二年（）之前该书已经抄毕。
现在回到今天会议讨论的《活人事证方》版本上来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我接触到的《活人事证方》版本，是日本内阁文库收藏享和二年（）影宋抄本。当时已有“建安余恭礼”的刻本了，刻本是何样貌，一直未能得知。此次见到发来的照片，可以确认此即宋刻本。我将抄本照片附于文章后，对照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区别，其递藏钤印也不相同。这个刻本应该就是后来不同抄本的底本，可惜（就我有限的了解）国内各图书馆都无收藏，尤其显得珍贵。当然，仍感可惜的是，目前征集到的只是正文各卷的前面部分。尽管如此，《活人事证方》宋本部分回归，也应额手称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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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其人文价值，主要就歌诀来说。《活人事证方》与《活人事证方后集》中凡录23首歌诀，贯穿全书前后。宽泛一点的话，是皆可以归为诗歌作品的。从全书验方基本皆取之于当时医书成方和民间秘方这个特征来看，这些歌诀应主要为宋代流传的作品。其中是否有刘信甫本人的创作，因为缺少文献佐证，还不易做结论。根据他“自幼习儒”后“屡摒名场”的经历，可以知道他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滋育，也应熟悉科举应试中写作诗赋的要求。故大致可以推测，这两部书中的一些近体诗除出处明确者，其它或与刘信甫有一定的写作关联；另一些属于古体诗范围的作品，除注明出处的，其它可能多为寻方时抄录；尚有一些方歌类作品，则应属于那个时代民间医药界的公共性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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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人感到惊喜的是，由于刘信甫记闻极广，在录某方时，载及晚唐五代史料，其中竟然辑录到一首五代时期的民间诗歌，可补《唐五代诗歌》之阙。我已经转交给正在整理《新编全唐五代诗》的学者，得到肯认。这是全唐五代诗整理的一点意外收获。
这次征集到的《活人事证方》文本，所录歌诀有以下数首：
（一）《药性相反歌》其一：贝母半夏并瓜蒌，白蔹白芨反乌头。细辛狼毒五参辈，偏与蔾芦结冤仇。其二：大戟芫花兼海藻，甘遂以上反甘草。记取歌中十八反，莫使同行真个好。
（二）《药性相妨歌》：古典先贤说药方，先须知取性平刚。不晓只便相同使，令人服了便乖张。
（三）《六陈歌》：陈皮还须要百年，麻黄千载始堪怜。地黄数载横叉者，不过三年力不全。医家只用新荆芥，木贼从来皆用鲜。芫花本是阴家药，不怕如尘黑似烟。此是六陈君记取，会者人间作地仙。后章别有十八反，一一分明说与贤。
（四）《十八反歌》：硫磺本是火之精，朴硝一见便伶俜。水银不是逢砒药，狼毒莫遇蜜陀僧。巴豆性气最为上，爱苦牵牛不顺情。丁香莫共郁金用，牙硝不与京三棱。川乌草乌休用犀，人参不得见灵脂。官桂善能调理气，若逢石脂便相欺。大凡修合看逆顺，炮炙辛勤要细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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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活人事证方》目录下有一个说明：“药有金石、草木、鱼虫、禽兽等物，其出温凉寒热、酸咸甘苦、有毒无毒、相反相恶之类。切虑《本草》浩繁，卒难检阅，今将常用药性四百余件附于卷首，庶得易于辨药性也。”为了简要说明《本草》的药性和配伍要点，作者在排比“常用药性四百余件”之前先列出以上四题歌诀。相关研究者认为，最早记载药物配伍关系的是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其中谈及药性有相反、相杀者，该书原著失传于唐初，所谓“十八反”的说法是五代后蜀韩保生在《蜀本草》中提出的，而宋代早于刘信甫提出“药相反”问题是王怀隐的《太平圣惠方》。该书内容颇为刘信甫所引用，但王怀隐是用直接叙述的方式而非歌诀，故作为歌诀形式的《十八反》与王怀隐无关。在李杲、张从正的《珍珠囊药性赋》卷二载有《十八反歌》《十九畏歌》和《六陈歌》，其中《十八反歌》与《六陈歌》与刘信甫所录全不相同，《十九畏歌》则与刘氏《十八反歌》基本一致，文字稍有差异。李杲与张从正为金代医家，其书晚于《活人事证方》面世，故刘信甫不会取之于李、张二氏。陈衍于宝庆三年（）完成《宝庆本草折衷》初稿，名为《本草精华》。此时《活人事证方》梓行已经十一年了。在《宝庆本草折衷》中陈衍提到刘信甫其人和《活人事证方》，说明他亲见过刘氏之书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书中的《十九反歌》正是刘氏《药性相反歌》的翻版，只不过将“记取歌中十八反”一句中的“十八”改成“十九”。因刘氏之书在宋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几乎失传，很少有人知晓，故医家所津津乐道的《十八反歌》《六陈歌》和《十九畏歌》都是《珍珠囊药性赋》和《宝庆本草折衷》的文本内容。从现有文献来看，刘信甫的《药性相反歌》、《药性相妨歌》、《六陈歌》、《十八反歌》出现较早，应具有一定的原创性。而且从第一首《药性相反歌》“记取歌中十八反，莫使同行真个好”句到第三首《六陈歌》“后章别有十八反，一一分明说与贤”句来看，这四首歌诀是一个整体，具有内容的连贯性和形式的勾连递进。
日本抄本
总之，无论从传统医学学理阐发或医科歌诀的写作角度，这一组作品都有重要价值，而且相当可靠。相信对于进行《全宋诗》补编工作来说，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重要史源。《活人事证方》注重“事件”“事证”，较之同时期的其他医学著作，一方面记闻更广，一方面更注重医方的可诵性，故人文性更强，文学史料价值也更大。